辛文：思想解放让成都焕发光彩

　　“如果没有改革开放，成都再发展100年都不会有现在这个成就。”四川省科技顾问团副主任、著名经济学者辛文感慨道。

　　本是山西人的辛文13岁离家参加革命，1949年就进四川一直在经济系统工作。“刚解放时的成都几乎就看一条春熙路，周围都是农村。”辛文回忆说，经历了解放后大发展的成都，在文革时经济受到了严重损害，是改革开放让成都重新焕发了光彩。

　　实事求是成为辛文的工作信条。1980年，当时四川省领导找到辛文，要求省经计委布置四川人均GDP在2000年要超过1000美元需要做什么样的规划。辛文算了一下省情，当场表态“不行”。就此，辛文在一周内反复汇报了三次，终于使这一不切实际的规划搁置。辛文认为，在今天来说这就是要讲求“科学发展观”。

　　辛文对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两句话记忆深刻，一是“发展就是硬道理”，二是“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”。他会这样鼓励进入市场经济大潮的四川商人，“如果你是个不想赚钱的老板，我就看不起你。”

　　“今天我们一定要尊重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绩，而更重要的是思考下一步改革开放的方向。”辛文直言，“步伐要稳当，但决心一定要大。”

　　刘茂才：思想解放让我占得先机

　　“这三十年是我心情最舒畅的时期，是我觉得大有作为的时期，是我人生转折期。”74岁的刘茂才谈起改革开放感慨万千，眼角不时泛着泪光。

　　“想说话而不敢说，长期压抑的时期终于结束了。”刘茂才说，1978年之后，他渐渐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思想先行者，而这一蜕变则是1979年由中国科学院召开的“中国科学学筹备会议”带给他的。

　　“什么是科学学？我一点知识概念也没有。”带着疑惑与好奇，刘茂才踏上了北行之路，和七八十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、学者聚在一起学习着这一起源于英国的新学科。在改革开放前这是难以想象的。新知识的接收让刘茂才顿时茅塞顿开，思想有了焕然一新的感觉。

　　借着科学学筹备会议的契机，刘茂才的科研之路走向了转型，从一名地质学家转为了一名自然、社会交叉学科的专家。1982年，当大部分人还不知道什么是计算机时，刘茂才就在川将计算机管理系统引入教学。随后，他又把地矿部唯一一台、当时最先进的“宇宙68”计算机带回了四川。

　　“新思想谁领先一步就能占得发展的先机。”1983年，刘茂才率先提出了全省智力开发的概念、智力取胜的战略。

　　刘永好：思想解放让机遇靠近我

　　作为中国第一批民营企业家，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开拓了中国多个第一，见证了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每一步。

　　“由于家庭原因，我是中国较早的能看到参考消息的这一部分人，也是较早感受到改革开放信息的人。那段时间，我还在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教书。提到改革开放，只有个信念，就是中国的经济将有重大变化，感到了一种机遇正在靠近。”刘永好回忆道。

　　至今，刘永好一直念念不忘1980年第一次创业的尴尬。爱好电子机械的他，首个创业梦想是做音响，但合作计划却被公社书记一句：“集体和私人合作，那不是走资本主义？”而胎死腹中。“改革开放初期，大多数人有想法却不敢实践，思想的开化是需要时间的，所以第一个梦想直接被枪毙。”刘永好谈及此事总感到无限惋惜。

　　事隔一年之后，刘永好开始自己的第二个梦想：养殖鹌鹑，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也经历了销售上的别人认为的“投机倒把”到“支农”的转变，开始了在墙壁上刷写广告的经历。“第一个梦想失败，但第二个梦想赶上科技兴农，我成功了，这就是改革开放。”

　　“因为赶上了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，把握住了这个时代的节拍，所以我成功了。”刘永好笑着说。

　　彭宇行：思想解放让我人生明晰

　　“知识改变命运！高考的恢复让我人生从此改写！”1977年，15岁的彭宇行还是一位懵懂少年，对于自己的未来，他没有过多思考。彭宇行回忆说，一切都因为改革开放变得明晰起来。

　　“高考的恢复其实就是思想解放带来的第一缕春风。”1978年，读高中的彭宇行也加入到了高考的浪潮中，加紧复习着。彭宇行说，大家有了目标，“就像有盏灯一直牵引着我们走向未来”。

　　1978年，16岁的彭宇行考进了四川大学化学系。彭宇行惊奇地发现，班里30多个同学年龄参差不齐，有的已经接近40岁了。“越是年龄大的同学越是珍惜深造的机会。”彭宇行回忆说，班里学风好，清晨大家会早早地到荷花池边读外语；由于器材有限，大家都会争先恐后地到实验室做实验……

　　1990年，彭宇行到了法国居里大学攻读博士学位。回国还是在国外工作让不少留学生踌躇不决。“你们国家需要你这种人才。你必须回国！”导师希朗达姆语重心长地给彭宇行下达命令。1993年，彭宇行回到中科院成都分院筹建高分子实验室。

　　“我成长的过程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。”彭宇行一路走来，最有感触的就是思想解放后，我们对外敞开了大门。

　　魏明伦：思想解放让我佳作频出

　　“我就是改革开放、思想解放的产物。”巴蜀鬼才魏明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，“没有1978年的思想解放，就没有如今的魏明伦。”

　　1978年，历史的转变提供了机遇，魏明伦重新拿起了笔，要写一出和八个样板戏不一样的戏。谁也没有想到，他这一写就一发不可收拾，一口气写下了《易胆大》、《四姑娘》、《巴山秀才》、《潘金莲》等四出轰动海内外的新派川剧。“写《易胆大》的时候，我的胆子真的很大。”回忆那段充满激情的岁月，魏明伦两眼放光，“《易胆大》第一次让演员从舞台下直接上台演出；第一次将喜剧、悲剧、闹剧融和在一出戏里；第一次在一出戏里出现川剧的五种声腔；第一次将编剧、导演、音乐设计三种工作都由我一个人完成。”《易胆大》的成功，让魏明伦预感到一个创作黄金时期的到来，“那几年，我脑子里随时思考着各种创作理念，有时候走到路上，忽然一个灵感闪现，赶快转身回家，拿出纸笔记下头脑里闪现的火花”。

　　让魏明伦的创作生涯攀登上高峰的，是荒诞川剧《潘金莲》。“川剧《潘金莲》和王蒙的意识流小说、舒婷的朦胧诗、刘索拉的青春小说一样，成了那个年代思想解放的文化符号。”